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人相识甚早，始于各自风华正茂时。1920年至1922年，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先后赴法国、苏俄、德国探寻中国革命的真理。毛泽东则选择留在中国“实地的调查及研究”。随后，中国的革命事业把五人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殊途同归，共同开创了一代伟业。
 
“毛刘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毛泽东和刘少奇同为湖南人，祖居相距不过百里。两人初次见面，是在1922年夏，刘少奇刚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回来，受陈独秀委派，把党的“二大”文件带到长沙清水塘，向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传达。毛刘二人进行了一次长谈，刘少奇当即被任命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在中共湘区的一个重要工作，是组织安源路矿工人罢工，他派李立三、刘少奇到安源去领导。刘少奇去后，作为工人代表和安源路矿当局进行面对面谈判。后来，安源罢工取得重大胜利。再后来，当毛泽东等人集中精力领导农民斗争时，刘少奇则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积累经验；当毛泽东等人建立、巩固、开拓苏区时，刘少奇则在工人较多的城市，如东北、华北等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1年秋，刘少奇任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但在当时，刘少奇的意见与奉行“左”倾路线的上海临时中央不一致。1932年3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撤销了刘少奇中央职工部部长的职务，保留他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
       刘少奇在上海待不下去了，于1932年冬前往中央苏区首府江西瑞金。“这时候中央苏区的毛泽东也因反对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被解除军权。他和刘少奇都受了临时中央‘左’的错误批评，都受到压制和排挤。刘少奇到中央苏区后，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支持的，两人成了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说。
       1935年，日本的侵略扩大到华北地区，“一二·九”运动发生了。随着抗日形势的高涨，党中央决定派一名“得力的同志”到华北领导白区党的工作，这个人就是刘少奇。刘少奇领导北方局工作近3年，使华北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中国共产党成为华北最大的政党。
       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由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抗战的指示，即“十二月会议”。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系统阐述了他自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批评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抗战原则，说“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帝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他的核心思想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石仲泉说：“大部分人慢慢倾向于共产国际、王明的意见，而刘少奇是为数不多的、比较明确地支持毛泽东的人之一。这一点让毛泽东印象很深。”
       在日本占领的地方，华北的局面让刘少奇打开了，但长江流域的局面没打开。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派刘少奇前往河南组建中原局，与项英领导的东南局一起去打开局面。江南是蒋介石的“大本营”。项英在独立自主抗战和维护统一战线之间摇摆不定。摇摆不定的结果，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叶挺被扣押，项英等人遇害。善于打开局面的刘少奇在江苏盐城重组新四军，任新四军政委，陈毅任新四军代军长，苏皖根据地不断扩大，江淮一带的局面很快有了起色。“在整个抗日游击战争中，刘少奇把华北、华东、华中的局面都打开了，立了大功。这时毛泽东非常欣赏刘少奇。”石仲泉说。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期间，有一个争论是如何看待遵义会议以前的政治路线错误。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指出：遵义会议提到这个时期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但博古等人不同意这是路线错误。“毛泽东觉得，要搞整风，得把刘少奇调回来。刘少奇于是离开新四军，走了一次‘小长征’，经过103道封锁线，历时9个多月，于1942年12月30日到达延安，日后成为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最重要的助手。”石仲泉说。
      1943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刘少奇实际成为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领导人。
 
毛周互信互补，终生的战友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中，有一场重要战役和一次重要会议不能不提——漳州战役和宁都会议。
       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空降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统一领导各苏区的工作，成了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顶头上司。那时中央苏区最重要的工作是军事问题。远在上海的由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一味强调 “进攻路线”，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所以，周恩来到了瑞金，首先和毛泽东谈打南昌的问题，毛泽东坚决反对。……（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