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报 总第753期
2022-02-14 15:29 知音官网发布
考古百年传奇：他们揭开古老中华文明密码
2021年10月，中国现代考古学迎来百年华诞。短短百年的中国现代考古史上，功勋卓著的考古人如群星闪烁。他们扎根田野，栉风沐雨，用一把小小的手铲，从一方方看似平平无奇的土地下挖出瑰宝，逐步揭开古老中华文明的密码。从仰韶开始
仰韶村坐落在豫西渑池县一块黄土台地上，三面环水，仰首即可看见巍峨苍茫的韶山，所以得名“仰韶”。
从1918年起，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助手数次来到这个小村庄，采集到大量石器、陶片，并敏锐地作出判断：仰韶村是中国远古时代一处重要文化遗址，极有必要进行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
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1921年10月，安特生带领袁复礼等中国学者到仰韶村，正式开始发掘。历时36天，开挖17处发掘点，出土了大批精美陶器、石器和少量骨器、蚌器等珍贵遗物。一种新的史前文化类型“仰韶文化”由此被发现并命名。
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开启了对仰韶文化的认识，这不仅是中国第一个通过考古发现认识到的史前文化，更填补了当时对中国有没有新石器时代的认知空白。
然而，安特生1923年在其著作《中国远古之文化》中却提出，“然以河南与（中亚）安诺之器物相较，其图形相似之点既多且切，实令吾人不能不起同出一源之感想。”由于当时华北地区没有发现比新石器晚期时代更早的遗址，而在此之前，欧洲、中亚均有彩陶出现，安特生进一步推断，中华远古文化是在欧洲和西亚文化影响下产生的，进而提出了“中华文化西来说”。
安特生对于中国文化的论述，既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新兴学科的探索热情，又唤起了他们对民族命运的隐隐阵痛。以李济为代表的中国考古人很快就行动起来。1926年初，留美归国的人类学博士李济顶着寒风，带队前往山西夏县西阴村。他希望找到更多证据，阐明彩陶的来源和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西阴村的发掘，再次扩大了已发现的仰韶文化范围，也是中国人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李济在掌握西阴村发掘材料的基础上，坚定了对“中华文化西来说”的谨慎怀疑：“考较现在我们所有的材料，我们还没得着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发源于西方。”
另一条路径
1927年1月10日，李济等人从西阴村考古发掘归来，清华国学院举行了茶话会，梁启超参会并听了李济作的报告。当晚，梁启超怀着激动的心情给远在美国的梁思永写了一封长信：“（他们）演说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之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
这一年夏天，梁思永听从父亲的建议，中断学业。回国一年间，他担任清华国学院助教，兼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的审查员，大都没有薪水。他对山西西阴村发现的1万多个陶片进行了详细分类。这批陶片没有一件是可以完整复原的器物，但通过与国内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对比研究，他肯定了西阴村与仰韶村是同时代的遗存。
1928年8月，梁思永赴美继续深造。基于回国一年间的经历，他完成了硕士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这是中国考古学者完成的“最早的一本专题研究著作”。他在研究中使用了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对后来的考古研究具有示范意义。
梁思永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的地层划分方法：以土质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来划分地层，为科学而准确地认识古代文化遗存打下了基础。1931年，山东城子崖遗址第二次挖掘由梁思永主持，当时他年仅27岁。1939年，根据城子崖的挖掘成果，他撰写了《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