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兜里没有钱，手中没有枪，只有心中的“主义”和全国50多名信仰相同的追随者。当时没有人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全国只有50多人、赤手空拳的新政党，28年后会建立起一个新国家。
 
陈李二人为何要建一个新政党
       1920年春节前夕，一辆骡车悄悄出了北京朝阳门，沿着颠簸的土路，直奔天津。坐在车上的两个人，一个跨在车辕上，留着浓重的两撇大胡子；一个坐在骡车里面，头戴毡帽，穿着满是油迹的棉背心。
       “大胡子”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棉背心”是正被北京政府军警追捕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一路上，二人相约，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着手筹备，共同建立一个新的政党。这两位大知识分子，为什么想到要建立一个新政党呢？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加入协约国并派出大量劳工到欧洲战场上做笨重体力活的中国，自近代以来第一次跻身为战胜国的阵营。然而，中国无法分享战胜国的果实，唯一的期望是收回德国从前在山东的各项特权。但就是这仅有的指望也很快化为泡影——日本代表以与北洋政府早有协议为由，拒绝交还它已经占有的青岛和胶济铁路。
       这种失望，对国人的刺激是可想而知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救亡运动在5月4日那天爆发了，史称“五四”运动。从此，救亡成为中国人奋斗的最直接目标。爱国和救亡，让中国强大和复兴，是产生中国共产党的土壤，也是中国共产党出发时的着眼点。
       当时，武汉的学生领袖恽代英，在一封信中说：“国不可以不救。他人不去救，则唯靠我自己。他人不能救，则唯靠我自己。”当时湖南的学生领袖毛泽东呐喊：“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两位学生领袖，不久便成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五四”运动之前，宣传新思潮的期刊不超过10种，“五四”运动之后的半年中，中国一下子冒出大约400种新的白话文期刊、大约350种周报，而且都以“传播新思想，改造旧社会”为己任。
 
反复比较后慎重选择马克思主义
       看起来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但各种“主义”，毕竟有是否科学，在中国是否可行、是否有效的区别。那时候，最受欢迎的新思潮，当数各式各样的无政府主义。在通常情况下，人们甚至把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
       毛泽东在最终作出选择的时候，对当时盛行的各种改造中国的“主义”作了一番比较。他说：改良主义色彩的社会政策派，不成办法；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没有建设；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只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一些人选择马克思主义，还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有关。比较早地看出“十月革命”将会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李大钊，他和陈独秀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十月革命”给这些接触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带来了两个重要启示。一个重要启示是把民族解放的道路同阶级革命的道路结合起来；另一个重要启示是树立“劳工神圣”的观念，即无论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压迫，其根本的力量在民众，离开了他们来谈新文化、谈改造社会、谈爱国运动，都无济于事。这个启示后来被中国共产党明确概括为“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
       有了这两条新的思路，一群知识分子最终把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了中国新的救国之道。
       结论很明显，将近100年前，人们是经过苦苦思索、反复比较后，才慎重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正像毛泽东当时说的那样，这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
 
确定了党的名称和奋斗目标
       1920年春节前夕，在从北京到天津的途中，陈独秀和李大钊相约建党后就公开发表文章说，他们要建的新党为“社会党”。后来，陈独秀听了李大钊的建议，综合了其他方面的意见和考虑，他放弃了这个取名方案，而将他们要建的新党定名为“共产党”。
       寻找“主义”的热情迅速发展为建立新型政党的热情。毛泽东给远在法国的朋友蔡和森写信，讨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党，蔡和森在回信中说，干脆“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及留日学生和旅欧勤工俭学生，也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