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时空坐标，是百年大党壮阔征程的奋斗起点。在百年迤逦的时光中，“一大”会址是如何栉风沐雨一路走来的？又有哪些过客与之风雨同行？
 
红色起点李公馆
       1920年夏秋之间，一名陈姓女士出资，在上海贝勒路和望志路交叉路口建了九幢在当时的上海流行的石库门式样的房子。这些房子每幢都是一楼一底，独门出入，黑漆大门和黄铜门环色彩分明，米色石条门框和红褐色浮雕庄重典雅，外墙以清水石砖为底，以些许红砖镶嵌着。
       当时的上海华洋杂处、各方势力鱼龙混杂，既是远东的经济重心，也是全国的革命重镇，时刻涌动着变革的风云。全国各地的商贾、革命志士、政治投机者、流亡军阀等都群集上海。这么些人到上海总得有落脚之处。陈女士建造的这些房子便是用来出租的。
       房子竣工后不久，其中的望志路106号和108号便住进了一位李先生。这两幢房子之间的隔墙是打通的，形成了一栋二楼二底的石库门房子，人们称之为李公馆。
       这位李先生名为李书城，是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是同盟会发起人之一、辛亥革命元老，曾担任过武昌起义时民军战时总司令部参谋长，后任南京留守处总参谋长，授陆军中将衔。1917年，李书城弃职前往湖南和湖北支援孙中山发动的“护法运动”，被授予湘西防务督办和鄂军总司令职务。
       但不久，因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愤而出走，李书城也受到各地方军阀的排挤，只能长期担任闲职。政治上不能一展抱负，再加上1917年爱妻甘氏在上海逝世，他一度十分苦闷。
       1919年5月，李书城到上海闭门读书。一开始，他与家人租住在白尔路三益里（今自忠路顺昌路东南一带）17号。1920年秋，李书城的母亲回湖北潜江老家。考虑到家里人口减少，李家便从三益里17号搬到了房子较小的望志路106号和108号。
       和李书城一同住进望志路李公馆的，是他的亲弟弟李汉俊。李汉俊1918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在日学习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回国后一直从事着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李汉俊天资聪颖，精通英德日法四国语言。陈望道翻译的第一本《共产党宣言》就经他校对过，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也多得其助。
       在李汉俊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和发起创建中国共产党时，李书城提供了大量财力和物力的支持，为李汉俊解决后顾之忧。1921年7月23日，各地代表到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就选在了李公馆。
       选择李公馆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因为李书城作为国民党元老享有较高的威望，相对安全；李公馆进出方便，适逢李书城去湖南公干，房中只剩下李书城的续弦薛文淑、大女儿李声韵以及李汉俊等5人，便于保密。
       尽管“一大”在望志路召开期间的安全工作做得比较周密，但7月30日晚，仍有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断定此人是密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稍后，法租界巡捕果然搜查了李公馆。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们商定，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1921年以后，李书城先后奔波湖北和北京、张家口等地继续参加国民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担任了农业部部长。1921年以后李汉俊也奔赴武昌、北京等地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惜于1927年被害。据陈女士的女婿徐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忆，李家兄弟不知何时搬走的，且是不辞而别。
 
三十载烟火气
       中共“一大”以后，望志路106号就从中国的政治风云中沉寂了，只有在若干与“一大”相关的人们的回忆录中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1943年，原来的望志路也被改名为了兴业路。
       和所有上海的老房子一样，这栋石库门建筑作为见证时代变迁的一个静默“旁观者”，经历了其建成以来的所有重大事件：北伐时上海工人起义的激扬、“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牺牲与奋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抗日战争的惨烈和坚定、解放战争的黎明，最终见到了新中国成立的曙光。
       直到1951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之际，在各方人士的一系列寻找、勘察之后，这栋建筑终于抹去历史的尘烟，被重新发现并修缮恢复原貌。从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到1951年被重新发现和保护，这幢房子已经在市井的烟火中经历了……（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