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世界风云急剧变化，出现了大动荡、大改组的局面。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是毛泽东生前提出的最后一个国际大战略。
 
从抗日统一战线到“中间地带”理论
       纵观毛泽东一生思想的发展，“三个世界”的概念，可从1935年12月他在陕北瓦窑堡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及其随后的几篇文章中找到源头。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7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强调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正是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于1937年5月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战略思想。随着形势发展，毛泽东于1940年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理，有利，有节”。
       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在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时，第一次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
       随着1947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初步形成，战后美苏妥协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会议期间，毛泽东针对与会人员在苏联和英美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不同的意见的情况，将1946年4月起草的关于“中间地带”的分析材料印发给与会人员，并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意见。
       在报告中，毛泽东在指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后，首次使用了“帝国主义阵营”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概念，并把中国革命力量看成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标志着毛泽东在完善“中间地带”理论的同时，还接受了“两个阵营”划分的理论。这两个理论到后来都被毛泽东加以进一步的发展，前者形成“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并发展到后来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后者则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向苏联“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理论依据。
 
“两个中间地带”
       “一边倒”并不是无条件地倒向苏联一边，或是与美国的绝对对抗。“一边倒”所包含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是全方位的，毛泽东并没有把这一时期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仅仅局限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内。
       虽然有段时间毛泽东没有提“中间地带”，但中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还是依据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制定的。即为了对付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美帝国主义，不仅要依靠和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要积极争取和联合处于中间地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甚至对包括英、法等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以最大限度地达到利用矛盾，反对主要之敌的目的。
       从1950年至1951年，中国除了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外，还同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四个亚洲民族独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同瑞典、丹麦、瑞士和芬兰四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也建立了外交关系。
       1954年6月，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为内容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中国与印度和缅甸相互关系的准则，分别写入中印、中缅联合声明。这种突破意识形态束缚，不以两大阵营划线的外交政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周边环境，给世界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提供了很好的先例。
       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重提“中间地带”（即谈话中的“中间地段”），并将西欧国家划入了中间地带。毛泽东表达了要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平共处，因为“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