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23年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五位中央局委员之一，可一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才进入核心决策层。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在党内的境遇，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共早期领导层变动不稳的特点。总体上既有淋漓尽致的热情探索，又有众声喧哗的极端争吵，更有大浪淘沙的艰难选择。
 
中共早期领导层“不成熟”
       从年龄结构看，在陈独秀之后主导中共中央决策的，基本上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瞿秋白、李立三先后主持中央工作时，分别是28岁、29岁。任弼时23岁时入中央政治局，24岁便担任政治局常委。主导中央决策的王明、博古也大体是这个年龄。博古24岁便被推举为党内总负责人。
       作为革命家，这种年龄在信仰的激发下，敢想敢干，具有充满活力和激情的优势。而作为政治家，却正是经受历练的时候，自然还不成熟。但他们却又显得很自负。博古后来回顾自己担任中央总负责人的心态时说，“在上海中央被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
       中共早期领导层的“不成熟”，还体现在因路线之争而形成的宗派主义风气，这种风气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对主要领导人作出正确的选择。
       大革命失败前，中共党内虽然也常有意见分歧，但宗派主义还没有形成气候。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这些到各地组织起义和创建根据地的领导人还在苦苦探索，难以对中央决策发挥影响。在中央，则先后有三拨“左”倾领导人主持工作，特别是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的那一拨，主要是从苏联回国的年轻人，被称为“青年共产国际派”，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不很了解，在各个根据地也缺乏根底。
       他们统治中央的思想武器和决策指导思想，主要照搬苏联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词句。这种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反映在组织路线上，就是搞宗派。他们回国后，当时没有任何优势，唯一的优势是拼所谓“路线”。当时的中共领导层内，似乎谁能证明自己的路线正确，谁就上台，证明不了，就下台。
       1930年12月2日，在准备六届四中全会的时候，米夫（注：时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便给共产国际写信汇报说，周恩来、瞿秋白对“组织严密的李立三集团”“有些动摇”，“采用了调和主义”，信中却表扬王明等人“向中央递交声明，批判李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注：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时，深受校长米夫青睐。）
       当时的中央领导层中，除了李立三、瞿秋白此前被指犯了错误外，能够发挥作用的既有一批建党初期的领导人，例如周恩来、蔡和森、张国焘等，也有项英、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人，这些人似乎在路线上都不能入米夫之眼，他决意要把王明这批人扶上台。
       从六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宗派性的争论最为激烈。罗章龙便是以自己的宗派反对王明的宗派，并发展为分裂中央的极端错误行为。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博古在中央工作中体现出来的宗派意识更明显了。
       在中央苏区，就排挤和批判毛泽东等人。毛泽东在1936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曾谈到，1932年的宁都会议撤掉他的军职“是缺席审判，并且不通知”，完全是一种“高慢的宗派主义”。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同在瑞金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不知为什么，竟没有与会。
 
不能不考虑共产国际的态度
       中共早期领导的不成熟和没有能力，一个最重要的体现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不仅思想上受到共产国际很大影响，组织上也受到明显约束。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选择，不能不考虑共产国际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由共产国际来主导安排的。
       共产国际对中共党的领导人的主导安排，大体说来有三种方式：
       一是直接插手选举。共产国际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的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亲自圈定出席六届四中全会的37人名单中，当时身在上海的一些现任中委和候补中委竟然不在其列，反而让王明、博古等15个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列席，并规定列席者也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由此为王明、博古上台做了程序上的准备。
       二是事后认可。遵义会议改变中央决策层结构后，就不得不先后派出陈云、潘汉年分两路远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以争取认可。潘汉年出发前，博古便明确对他说：“交权不仅是交印章、文件，最重要的是要向共产国际交代，让他们批准张闻天接班。”
       陈云、潘汉年到莫斯科后，王明在刚刚结束的共产国际“七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事实上成为共产国际处理中国问题的主要负责人，然后又由王明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注：林育英，林彪的堂兄）及潘汉年分两路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表达对张闻天代替博古的认可。……（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