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是一个时间节点。100年前，平均年龄28岁的15个青年，在上海淮海中路召开了中共“一大”。此后，从石库门走到天安门，这里成为了中国一切共产主义星火燎原的起点。
 
石库门里的秘密活动
       要谈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绝对无法绕过的两个人，一个是李大钊，第一个写文章向读者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人；另一个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一个性格上开阔狂飙的学者、革命家。“五四运动”期间，他曾以北大教授的身份，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五楼天台上纷纷撒下革命传单，而被警察逮捕，监禁98天。
       陈独秀成了“英雄”，全国瞩目的思想明星，也成了北京警察厅一个“被记录在案”的危险分子。之后，他再在北京行动就多有“不便”。
       在1920年2月的又一次警察追捕风波后，陈独秀答应章士钊、汪精卫的邀请，离开政治中心北京，去风气更宽松的广州，筹办西南大学。在途经上海休整时，他收到一封章士钊的书信：“广州的政潮突起，校址还是设在上海为宜。”陈独秀便不得不留在上海了。
       老渔阳里2号，便是好友为陈独秀寻得的住处。《新青年》编辑部，也顺理成章地在这里落定了。
       陈独秀住下后，老渔阳里2号就热闹了。他是一块“磁石”，吸引着朋友们来找他。先是《觉悟》副刊的主编邵力子，总是坐着黄包车来。这位大忙人，是“上海滩著名的国民党员”，却满心倾慕马克思主义。
       邵力子不仅自己来，还带着斜对门的邻居李汉俊一起来。这位湖北潜江的青年，精通日、英、德、法四门外语，是当时中国最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之一。
       李汉俊还是《星期评论》的三位编辑之一。《星期评论》是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评论媒体之一，高峰能达到十几万份。而且看名字就知道，它原本便是跟随陈独秀、李大钊《每周评论》的风潮而开办起来的报刊。
       再是张东荪，《时事新报》的创办人。
       以陈独秀为中心，在渔阳里2号集结了越来越多向往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给《时事新报》长期投稿的沈雁冰（茅盾），《新青年》的新编辑李达，《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等。
       其中不得不提的是，共产国际从苏俄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使者”，1920年4月造访的维经斯基。“共产国际的使者”让这一幢一楼一底的石库门小房子更加热闹，加快了青年们“建立一个党”的进程。同年5月，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成立了党的前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
       “秘密活动”往周边的几栋民宅，辐射开去。先是新渔阳里6号，它正在淮海中路（当时叫霞飞路）侧面的一个里弄里。在新渔阳里6号，这群年轻人建立起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又办起了“外国语学社”。校长是维经斯基的翻译杨明斋，日文教师李达，法文教师李汉俊，英文老师是袁振英，俄文老师最多，维经斯基的妻子库兹涅佐娃都可以胜任。
       1920年6月《每周评论》被迫关停之后，上海已经释放出了办报环境收紧的信号。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们，行事变得更加小心翼翼。他们虽然在《民国公报》上公开登出广告“外国语学社招生”，请有志学习英、俄、日语的同学，前来报名学习。实际上，都是内部推荐入学，不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推荐，就是外地进步团体的介绍。这里出过不少著名的学生，刘少奇、任弼时、任作民、柯庆施等人，都曾在这里学习过外语。
       而原本的老渔阳里2号，成为了“青年们慕陈独秀之名来上海的避难所，希望赴苏俄的留学介绍所”。与陈独秀往来的朋友们，肤色、口音、年龄和打扮各有不同，好在上海租界给予了一丝政治和民俗上的掩护，警察们也稍有所顾忌。但他们仍旧在租界当局的监控之中。
       而最重要的一处活动新地址，是李汉俊的新住处，望志路106-108号李公馆(如今为兴业路76号)。在那里，1921 年，中共“一大”召开。15位党代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日本各地聚集来到这一处，从7月23日开始，一连开了数天的会议。直到31日夜，一位穿灰色竹布长衫的陌生人（密探）闯入，打断了会议。
       年轻的党代表们，十分警惕，逐一奔出后门，在黑夜中四散而去。有人穿街走巷，回到渔阳里2号，有人去到借住的博文女校，有人回到渔阳里6号。那一夜，没有人逃跑。密探离开之后，青年们又重聚起来，再商后事，“把大会挪到附近的小城嘉兴去开”。……（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