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报 总第728期
2021-05-10 11:01 知音官网发布
刚柔相济:邓小平对日外交中的政治智慧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始终坚持把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辩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复兴之路。邓小平在对外交往方面的刚柔相济的处事艺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影响了交往国,影响了整个世界。推动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1977年6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伊始,开始着手调整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外布局。他认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在他看来,围绕这个中心工作,在外交上首要解决的问题是:积极调整能够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资金、技术以及管理经验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
邓小平认为,最主要的就是调整对美、对日外交,特别是调整对日外交,这对于中国即将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更是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一方面,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借助日本力量不失为一条现实可行的捷径。当然,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对于地缘政治的战略布局也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日本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普遍的经济危机,开始急切地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开启新的经济步伐的近邻中国,无疑是他们的最佳选择。
在这种天时地利的情况下,中日双方的互动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对日方针,并着力落实。其具体行动就是支持重启了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
1978年6月,中日双方代表团的谈判一时陷入了困境。6月5日,邓小平特意会见日本广播协会代表团,明确表示:“我们两国间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曲折,但我们是休戚相关的,要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在政治上体现出来,就是尽快地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我相信,我们两国发展合作的前景是良好的。我们要向你们学习的地方很多,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朋友的帮助。”
在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下,8月12日,中日关系史上第二份重要的政治文件——《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顺利签署。
不失尊严地争取最大的外部支持
1978年 10月22日,应日本政府的邀请,邓小平访问日本,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对日本进行的访问,受到了日本各界的热烈欢迎。日本各大媒体称邓小平在日本掀起了“邓旋风”。
尽管邓小平此行的主要目的还是寻求日本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但在言行上始终体现了一个大国领导人的风范。美国著名的中日问题研究专家傅高义评价道,邓小平的日本之行既承认了外国先进科技的价值,又没有牺牲中国人的尊严。
但中国想借助外力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道路是曲折的。“大规模引进”,即后来称之为“洋跃进”的建设热潮,很快造成了国家财政困难和一系列其他问题。1979年4月,中央决定对一些引进项目(注:当时日本项目占大部分)停建、缓建。对此,日本方面反应强烈,指责中国“毁约”。经双方多次协商,后来根据中方建议,日本同意提供大规模的条件优惠的日元贷款,从而恢复了一些项目建设。
在“毁约”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并没有向日本方面表示道歉,而是直率地承认中国缺少经验,犯了错误,遇到的不过是暂时的困难而已。当时,中日不少有识之士对邓小平的表态表示了理解和佩服。因为中国出现这样的困难,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有数,中日双方都有责任。作为当时实际主政的邓小平的坦然淡定的态度,使世人感觉到了一个大国领导人的实事求是、不卑不亢的风度。
在寻求外国贷款这种看似是求人之举的问题上,邓小平在战略上的知己知彼和在战术上的刚柔相济相结合,总能使中国始终处于主动的地位。
日本向中国提供了最多的优惠贷款。无论是哪个国家贷款帮助了中国,中国都会也应该表示感谢,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并不等于一方就是完全的施惠方,而另一方就是完全的受惠方。对于日本来说特别如此。除了前面提到的日本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外,还有因为当年日本想要成为国际大国,而必备的指标性条件之一,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数有关。邓小平在适当的场合总是明确强调,这种贷款是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的。
毫不含糊地批评日本国内的右倾化思潮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期。1981年,日本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与此同时,中日两国经济合作日益加强,经贸关系日益扩大,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对此,邓小平给予了高度重视。1982年9月28日,在会见日本首相铃木善幸时,他总结说:中日关系有许多话要说,但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但此时的日本民族自尊也越界进入民族主义的傲慢。态度激烈变化的一个早期表现是在1982年,当时,日本文部省在它检定的教科书中试图以“进入”来取代“侵入”,以美化日本二战期间对亚洲各国的侵略,还试图删除或淡化日本的战时残暴行为。此举引起亚洲国家的愤怒,作为主要受害国的中国,更不能无动于衷。……(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