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这座光荣的城市，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共隐蔽战线的初心之地。我党的第一个专业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就诞生在这片热土上。回顾中央特科的那段艰难历程，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我党历史上第一个情报保卫部门
       1926年秋至1927年春，中国共产党发动和组织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了3次工人武装起义。这是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为在中国开展城市武装斗争做了大胆的尝试。上海工人纠察队为全新的人民政权——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的成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随即发生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大革命从高高的浪尖一下子跌落到深深的谷底。据中共“六大”所做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全国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周恩来同志曾说：“中国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仅有的残酷。”
       随着中共“五大”的召开，周恩来在武汉领导创建了中央军委特科，其主要负责人是顾顺章。顾顺章是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工人纠察队总指挥。他出身工人，入党很早，并于1926年9月与陈赓、陆留一起被中共中央派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
       1927年9月，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正是这次会议决定参照苏联模式调整中央组织机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下成立中央组织局，下辖一系列的科，其中包括特务科，与文书科、交通科、组织科、军事科等并列。也就是说，中央军委特科从此发展成为中央特科。
       关于中央特科的工作原则，周恩来明确提出了“三个任务、一个不准”。“三个任务”：一是搞情报，搞与保卫中央机关安全有关的情报；二是惩处叛徒；三是筹款以及承担其他各项特殊使命。“一个不准”，就是不准在党内互相侦察。
 
分工明确的战斗集体
       中央特科下设4个科，即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也称“红队”）和无线电通讯科。这4个科是根据实际斗争需要陆续成立的。
       最早成立的是总务科和行动科。因为当时中央机关从武汉搬回上海，需要重设机关、落实领导人的住处等。此外，布置会场、建立联络点、接济被捕同志、为牺牲同志办理善后事宜等等，也都由总务科负责。
       行动科的主要任务是“打狗”，这里的“狗”特指万恶的叛徒。当时，叛徒太多，对革命的危害太大，直面特定条件下的残酷斗争，我们只能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中央特科“打狗队”的第一次行动，打的是女“犹大”贺治华。贺治华及丈夫何家兴都有留苏背景，他们信仰动摇，理想丧失，竟想用手里的一份有300多位共产党员名字、住址的名单，去换取两张出国护照和一大笔外汇赏金。贺治华主动找到公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头目，无耻出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
       罗亦农的突然被捕，是中共中央迁回上海后所遭受的第一次重大破坏。周恩来随即制订了严密的计划，通过中央特科实施营救。该计划因贺治华的百般干扰而功亏一篑，罗亦农最终壮烈牺牲。李维汉和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下令锄奸，陈赓亲率中央特科“红队”队员行动。
       情报科于1928年初成立。情报科的主要职能有两个：一是选派优秀共产党员深入虎穴，直接从敌人手中获得情报；二是在敌人的谍报机关内部建立反间谍关系，准确掌控敌人动向。情报科的主要成员除科长陈赓外，还有“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
       “龙潭三杰”最突出的贡献，是在1931年4月下旬，将顾顺章叛变投敌对党造成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即“中统”前身）驻武汉特派员的蔡孟坚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有两件可能改变中国近代史的事情，其中一件就是顾顺章叛变事件。正是在关键时刻，由于“铁三角”的努力，才化险为夷，使中共中央得以保全。
      最后一个成立的是无线电通讯科。它的前身是交通科，专门负责通讯联络，护送党的干部进入苏区。1928年11月，从苏联开完中共“六大”回到上海的周恩来，要求交通科科长李强进行无线电收发报机的研制，负责建立电台。于是，李强把原来的交通科改成无线电通讯科。
       1929年春末，李强成功研制出中国共产党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同年，建立起中共第一座地下电台。1930年，又举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