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后，青年毛泽东创建了湖南共产党小组。次年7月，他参加了中共“一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时年28岁。时隔两年，他被中共“三大”选举为中央局委员兼秘书，成为中共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关键时期受到陈独秀的深刻影响
       1936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在谈及自己是怎样确立政治信仰时说，“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过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又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
       毛泽东所说的第二次上海之行，其实应该是第三次上海之行。第一次上海之行是1919年3月14日，他为湘籍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送行；第二次上海之行是同年12月中旬的一天，他为蔡和森一家赴法勤工俭学送行，因蔡的行程推迟，他当日即离开上海去了北京；第三次上海之行是1920年5月5日，他居住在哈同路民厚里29号，一直到7月初才离开上海回到长沙。
       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结束了北大的教学生涯回到上海。3月，刚刚成立不久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来到北京，经北大俄籍教授的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并与李大钊等多次座谈，提及了建党的问题。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等去上海会见陈独秀。4月，维经斯基与陈独秀在上海会见，陈独秀由此开始了建党的工作。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记载，是年6月，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第二次到上海期间，同陈独秀讨论过组织湖南改造促进会的计划和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青年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中共“一大”上“老成持重，沉默寡言”
       毛泽东于7月回到长沙，被聘请为湖南一师附小主事(即校长)，不久，又被聘请为湖南一师的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级的班主任。他在此期间创办了文化书社，借助它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共产党发起组。长沙一开始就被陈独秀列入了建党计划，张国焘回忆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
       毛泽东是11月间收到陈独秀、李达的来信，即于当月在长沙与何叔衡、彭璜等创建了长沙的共产党组织。
       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上海发起组的通知，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一大”上，他给人的感觉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整个会议期间，他只发言了一次，且讲的是长沙党的活动情况。
       青年毛泽东之所以在中共“一大”上沉默寡言，是因为与会者中的一些人喝过“洋墨水”，说起来滔滔不绝，甚至间有英文，这给他以刺激和动力。由上海回来后，他便自学起英语，并告诉好友萧子升：“现在读书甚少，然把英文作为主课，每天多少必读几句。”这个习惯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直至晚年。
 
以交朋友的方式领导工人运动
       1921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0月，长沙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毛泽东任主任。12月，他身着蓝布长衫，手拿一把油纸伞，迎着凛冽的山风，去安源煤矿考察。他以交朋友的方式，深入工人家庭，嘘寒问暖，下矿井去工棚了解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苦难。他还派李立三在安源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并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
       1922年2月，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成立，这是湖南最早成立的产业工人党支部。11月，黄爱、庞人铨因领导湖南第一纱厂罢工，而被湖南省长赵恒惕杀害。噩耗传来，毛泽东立即从板仓杨开慧的家返回长沙，在一师校长易培基家召开会议，决定开展一个悼念黄爱、庞人铨，控诉和反抗赵恒惕的运动。
        不久，毛泽东改组了湖南劳工会，建立起强有力的工会组织。1922年5月1日，在安源工人补习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安源工人俱乐部，并使这一组织取得了合法的地位。5月中旬，毛泽东来到安源，在中共安源路矿支部的工作汇报会上，他告诫大家，斗争要讲策略，不然就要吃亏，现在要紧的是把工人组织起来。……（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