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历程，峥嵘岁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实现一次又一次的重要转折，靠的是有一大批极具政治定力的共产党人掌握航向，使党的事业从挫折走向新生。百年，既有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也有涓涓微观的历史细节，由此折射出时代变迁。
 
武装斗争的萌芽与崛起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共“一大”代表乃至全党50多名党员，只有一人当过兵，他就是辛亥革命时期在湖南新军当过半年列兵的毛泽东。在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曾出现武装斗争的规定，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这句话却是共产国际代表所写。因为，包括毛泽东在内，当时到会的“一大”代表并不了解怎样建军，建什么样的军队，走什么样的夺取政权之路。
       那时，毛泽东的理想是从政，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方式改造中国。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其中，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上演了最为壮烈的一幕。
       1923年2月7日，北洋军阀用枪弹给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上了一堂重要的课。二七大罢工变成了“二七惨案”，使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认识到军事工作的重要性。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把毛泽东等多数共产党人推向了军事斗争的第一线。随后，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和秋收起义的举行，实现了我党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毛泽东初上井冈山时，曾以半开玩笑的口气说：“我是文人，军旅之事未曾学也。”
       这时，毛泽东虽然没有打算搞军事，但他已经具备了一名优秀统帅需要具备的几个基本素质：坚定的个性、过人的勇气、深谋远虑及优等的才学机智……当历史呼唤他从事武装斗争时，这些素质很快在军事舞台上大放异彩。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十几年，领导核心几经更替，最后全党选定了毛泽东，这与他的素质紧密相关。从红军上井冈山到三大战役战略决战，毛泽东作为一位政治家来搞军事，形成了他独特的优势。
遵义城头的霞光
       1935年1月7日凌晨，红一方面军攻占遵义城。长征途中的党中央决定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得失和今后的行动计划。1月9日下午，红军总司令部移驻遵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闻天等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进入遵义城。
       此前，“川南边防军”第二旅旅长易少荃风闻红军欲取遵义，早已逃之夭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便住进了易少荃的宅邸。他们一同商谈，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怎样对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提出批评。
       1月15日晚，与会者来到柏公馆一个长方形的房间。普通的灰泥墙，红木色的地板和门窗，天花板上吊挂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旧桌子，桌子周围摆放了20多把形状各异的椅子。大家坐下后，博古以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身份宣布开会并作“正报告”。接着，周恩来以军委负责人的身份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认真检讨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指挥上的重大失误，态度诚恳并主动承担了责任。据伍修权回忆，当时周恩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态度给同志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报告完毕，轮到张闻天发言。
       张闻天从衣袋里掏出一沓纸，他逻辑严谨、系统全面地作了批评博古、李德错误路线的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军事错误路线定下了基调。杨尚昆回忆：“他作报告时手里拿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位同志的集体商定，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
       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强烈的呼应，大家积压多日的怒火很快喷发出来。会场上，李德板着脸听着伍修权的翻译，表情很不自在，博古一直在低头做笔记。张闻天的报告刚结束，毛泽东随即作了长篇发言。毛泽东用三个“主义”概括博古和李德的军事错误，即“先是冒险主义，既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
       毛泽东的论述层层剖析，准确深刻，击中要害。毛泽东讲毕，坐着担架来的王稼祥，从周恩来为他准备的躺椅上站起来，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张闻天的发言，红军应该由毛泽东来指挥。
       第二天和第三天晚上，会议继续进行。发言者一个接着一个，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据伍修权回忆，李富春和聂荣臻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路线作了严肃的批判，彭德怀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