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100年的发展历程中，尤其是在20世纪早期诞生和发展的关键节点上，曾与当时世界上的一些著名城市产生过深刻联结，比如日本东京、法国巴黎和马赛以及俄罗斯莫斯科。重温这些历史脉络，对理解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有重要意义。
 
扶桑闻道
       如果追根溯源的话，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日本有密切关系——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很多是在日本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并将马克思主义带回了中国。他们中包括：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董必武、周恩来、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等。
       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李大钊1914年留学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时，深受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的影响。正是通过河上肇的著作，他最先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开始研读《共产党宣言》。
回国后，李大钊于1919年9月和11月先后在《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五号和第六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共2.6万多字。这是近代中国人首次全面、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来自浙江义乌的陈望道，于1915-1919年期间留日，同样是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期间，结识了在该校授课的河上肇、山川君等学者。陈望道很喜欢看他们从苏俄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文章，并开始思考中国是否也可以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回国后，陈望道开始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他根据日文版，与英文版相互对照，在义乌分水塘村老家的一间柴屋里，“硬是费了平时译书五倍的功夫”，全文翻译出了《共产党宣言》。
       1920年8月，在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支持下，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位于今天上海复兴中路的“又新印刷所”以单行本方式出版问世。
       日本是20世纪早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渠道之一——他们在日本学习和生活的经历，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京都大学历史学者、《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作者石川祯浩也曾指出：“（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得比较深入，他们把自己的文章发表在公开场合，而这些文章又被中国的留日学生吸收，并译成中文。”
       中国军事史专家金一南则提及，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上海接见以野间宏为团长的日本文学代表团时，毛泽东曾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本比中国早，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从日本得到手的，是从日本的书上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据金一南考证，“共产党”一词，最早也是由两位日本学者译出的。
       1906年1月，同盟会党人朱执信在东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其中摘要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朱执信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从日文版转译的，转译自1904年日本学者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译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这一转译意义重大，因为它是“共产党”一词在中国的第一次出现。
       “共产党”一词源于英文Communist Party。英文中Communist的词根Commune若直译，是“公社”之意，但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将它译作了日文的“共产党”，朱执信又将日文中的汉字照搬了过来。一个无数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名词，就这样在中国大地产生了！
 
巴黎-马赛-布伦森林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受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斗争的影响，决定去法国开展勤工俭学，以“输世界文明于国内”。
       据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3月17日至1920年12月底，共计20批约1600名青年从上海黄浦江畔乘船抵达法国。他们来自全国18个省，其中以四川（378人）、湖南（346人）、河北（147人）为最多，主要是16岁-30岁的青年。
       这场轰轰烈烈、席卷全国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重要一页。千余名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陈毅、聂荣臻、向警予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们中有些人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有些人则成为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
       到达法国后，候工的学生只靠微薄的维持费度日，生活极为艰苦，每天8小时工作后还要补习法文或学习工艺。周恩来的居所位于巴黎十三区的戈德弗鲁瓦街，是一间面积仅七八平米、没有卫浴设施的简陋小屋。身居斗室的周恩来白天勤工俭学，晚上给天津《益世报》等报刊撰写通讯，还要组织党团活动。只有16岁的邓小平在学校学了几个月法语和商贸后，就被迫打工谋生，辗转于钢铁厂、橡胶厂等从事各种脏累的杂工。……（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