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发展过程中，1927年党的“五大”前后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段。这个时段，党的组织体系从中央到地方都发生了一次大调整，基本上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组织体系。
 
中共“五大”前党的组织体系并不完善
       中共的组织体系建设是从党的“一大”以后开始的，到中共“五大”以前，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工作机构和地方组织机构的设置基本形成了体系。不过，由于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仍处于发展过程中，整个体系还不够完备和完善。
       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选举产生的第四届中央领导机构是中共中央局、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由于当时全国党员人数和党的组织不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人数也较少，中央领导机构只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
       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机构，最初也不是很多，只有4个，即组织部、宣传部、工农部和《向导》周报编辑部。其后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增设相关的工作机构。1925年5月增设出版部和妇女部，10月增设军事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1926年1月设秘书部，2月增设军事委员会，10月增设妇女运动委员会。
       到1926年底，中央共有12个专门工作机构。陈独秀兼任组织部主任，1926年底周恩来任组织部秘书，协助陈独秀工作。彭述之任宣传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为宣传部委员。张国焘任工农部主任，后兼任军事部主任，蔡和森负责主编《向导》周报，后兼任出版部主任。向警予担任妇女部主任，1925年10月去苏联后，由杨之华接任。王若飞为秘书部主任，项英任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彭述之负责农民运动委员会，1926年11月毛泽东担任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6年12月，周恩来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这个时期，党的地方组织体系比较复杂，机构名称也不够统一。中共“四大”召开后，直属中央领导的区执行委员会有三个，且名称各不相同，北京区执委称作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兼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湖南区执委用的是简称，称作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而广东区执委用的则是省称，称作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直属中央领导的地方执行委员会，也有三个，它们都是用城市称谓，如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中共武汉地方执行委员会、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
       为了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中共中央决定把“部委员会”作为一级组织，“从中央到区委或地委，从区委至地委或部委，从部委至支部干事会，以至组长会议，是党本身的一个系统”。
       随着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党中央首先是建立健全区级地方执行委员会，将上海、武汉、济南三个地方执行委员会逐步改建改组为区执行委员会。到中共“五大”召开前，中央直辖的区执行委员会达9个。另外，中央还有直辖地方执行委员会和支部、特别支部等，各地区级以下党的组织体系大致相同，分地执委、部委或县委、支部或特支三个层次。
       在党的“五大”前，中央领导机构是中共中央局、中央执行委员会，地方党的组织体系是区执行委员会、地方执行委员会、部（县）委员会、支（特支）部委员会，组织体系比较完整，但还不是十分统一和完善。
 
明确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央领导机构和地方组织体系发展完善的重要标志，这次代表大会确立的中央领导机构，已经相当完善。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案》又进一步作了明确规定，从而使党的组织体系一直延至现在。
       在党的“五大”筹备过程中，关于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问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刚从莫斯科回来的蔡和森等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建议按照苏共（布）中央一整组织体系来调整完善中央领导机构，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组成。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一直延至今日……（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