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如何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对于中共来说成了一件“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的事情。经过中共不懈的争取，无论是大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知识分子，都发出了“这么好的军队和政府，到哪儿去找”的感慨。
 
军纪严明和民主宽容的政权形象影响了知识分子
       人民解放军军纪严明，攻城时尽量避免使用重型武器，进城后宁愿露宿街头也不住居民家，竭力不让老百姓生活受到影响，这些细节无疑给城市居民（包括知识分子）上了生动的一课。有人表示：“瞬间有被刺了一下的感觉，觉得这军队与以往的军队大不相同。”
       北平解放时，浦江清（注：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从一个小学生口中得知：“共军纪律极好，不扰民。见老百姓称呼老大爷、老大娘。吃自己带着的小米干粮，喝冷水。肉菜皆用钱买，不强取。”
       不仅如此，中共没有以打天下者自居，也没有依靠军事力量将其主张强加给别人，而是积极寻求与知识分子集中的民主党派进行平等协商，筹建民主联合政府，共享新政权。
       早在1948年，中共提出的“五一口号”可谓“一呼而天下应”，民主党派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还认为“现在的中国，还是靠共产党把舵”，因为“新中国在东方喷薄欲出了”。
       在理论层面，中共也强调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在这个社会中，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资本家都有一席之地。对于新政权的包容性，浦江清在日记中写道：“谓共方企图组织人民共和国，并非苏维埃制度。说话也毫不像一般人所想象共产党员口吻。共方政策已改变，适合国情，所要打倒者唯蒋政权及四大豪门。保护文化机关，公教人员，工农商各界。”
       1949年3月，叶圣陶等人北上解放区参观国民党被俘高级军官收容所时，感受到了新政权的“宽大政策之道”，他们见到被俘的王耀武称“在此学习，读书讨论，大有兴味。又谓此间待遇甚优，颇为感激”，被俘的杜聿明“颜色红润，服装整洁，殊不类阶下囚”。
 
中共领导人礼贤下士，争取知识分子参政
       在传统时代，在天下大乱“人心思治”时，任何打天下的集团只要会“做人”、礼贤下士、笼络父老、访问民间疾苦，就可以使“人心归向”，而得天下。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懂得礼贤下士和争取知识分子参政的重要性，他们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尊重给知识分子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例如上海解放时，83岁的张元济（注：著名出版家，曾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作为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帝、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重要政治人物的老人，他的心情极为复杂，本不愿参政，还写了五条“难于应召”的理由。
       为了争取张元济，陈毅、陈云等亲自上门拜访，张元济才决定参加政协会议。到北平后，中共领袖毛泽东约他同游天坛，还在祈年殿外等候他，与他握手寒暄，并对他说，这次革命实际上是人民革命。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还亲自将其“送于门内”。不仅如此，朱德上门拜访过张元济，周恩来邀请政协代表们聚餐时，将张推为“首座”。张也向毛泽东当面进言，期望中共能下情上达，发展经济，解决民生疾苦。
       又如上海解放时，周恩来嘱咐负责上海文教工作的夏衍须亲自拜访梅兰芳、周信芳和袁雪芬等人，不可发通知让他们到机关来谈话。夏衍回忆说，陈毅说过，与知识分子打交道一定要“礼贤下士”，做统战工作，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先要交朋友，谈心，让他们敢讲真心话，不入耳之言也要听，骂娘也不要紧，可怕的是他们有话不讲，放在心里。陈毅的儒雅和真诚使上海文艺界一些人成了“陈毅迷”……（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