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报 总第757期
2022-02-14 15:54 知音官网发布
定海神针：中共两个“历史决议”的伟大使命
不久前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被称为我党百年历程中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回望党的百年历程，曾有过两个“历史决议”，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一个“历史决议”耗时4年，十易其稿，毛泽东至少参与修改7次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酝酿到形成耗时近4年，毛泽东直接参加起草并反复修改，全党高级干部多次讨论，最终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总结。
召开于1931年初的六届四中全会，导致“左”倾教条主义开始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时年27岁的王明凭借共产国际的帮助，一跃成为中共中央实际领导者。他从苏联学成回国不久，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没有实际斗争经验，只会教条引用马列经典，不顾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实际，主张夺取中心城市。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受到错误指责，当时党内甚至有一种说法，叫“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
这年10月，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同样“左”倾的博古逐渐成为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而在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依然罔顾实际，导致几万红军将士血染湘江。
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召开。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在过湘江时被敌机炸毁了，中国共产党得以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地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历史性决断，恢复了毛泽东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他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军事路线的转变，让红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不过，“军事路线上犯了错误，战争结果可以直接体现；但要认识到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上的错误，则艰难得多。”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建教研室主任王涛说，从1935年到1937年，中央多次召开会议，试图初步总结“左”倾教条主义问题，但这种总结牵涉对以往工作、方针和路线的认识，极为复杂，引起的反应相当激烈，党内还无法从全局和路线的高度认识“左”倾错误。
王明在1937年11月的再次出现，某种程度上打断了这种尝试。但这一次，他不再是“左”的代表，而是带着右倾思想。此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洛川会议已经确定了全面抗战路线，毛泽东在会上特别强调，要在国共合作中保持相对的独立自主，在战略上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在两党关系上也要保持组织的、政治的独立。这一观点得到与会人员的赞同。可是，王明回国后，手持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强调“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上否定洛川会议成果，并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毛泽东后来说，自己在“十二月会议”上是“孤立的”。
后来，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并代替王稼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的详细汇报，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情况有了较多了解。王稼祥回国前，季米特洛夫与他谈话：“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
1938年9月至11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举行。王稼祥在全会上正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李维汉回忆说：“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1944年5月21日，延安杨家岭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会期最长的一次会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这场长达11个月的会议，是要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七大”的召开作准备。六届六中全会虽然纠正了王明当时的右倾错误，但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的“左”倾错误，党内仍没有统一认识……（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