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报 总第772期
2022-05-12 10:30 知音官网发布
新中国确立“一边倒”外交战略的曲折历程
1946年6月，中共曾发表声明：“既不反苏，也不反美。”意思是奉守中立。那时，国内战争刚刚打起来，敌强我弱，什么时候形势扭转还是个未知数。进入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世界已泾渭分明地形成美苏两大阵营。这时，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在国际上没有盟国，不管是联苏还是联美，抑或奉守中立，都是个艰难的选择……中苏的隐性隔阂
中国共产党一直是考虑联苏的。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作总结时就已经表明态度：我们应与苏联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布文告，说明此点。
但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渡江战役前后，斯大林的一系列做法使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警觉。
1949年初，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紧锣密鼓地进行渡江战役准备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发起和平攻势，邀请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做国共两党的调停人，企图“划江而治”。美、英、法拒绝，但苏联却准备充当调停人。
毛泽东很清楚地知道，划江而治的中国无疑便于苏联从中国获取更大的利益。已经完全掌握战争主动权的中国共产党，当然不会接受斯大林的建议。
更令中国共产党人意想不到的是，在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强渡长江，南京国民党政府仓皇南迁广州时，在包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内的几乎所有各国驻华大使都留在南京不动的情况下，苏联驻南京国民党政府大使罗申，却早已跟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到了广州。这一举动实际上表示苏联在名义上仍然承认国民党广州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更有甚者，在国民党政府南京已失、残兵败将一触即溃、全面溃败指日可待的情况下，苏联却同国民党政府开始谈判《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协定》，这不能不令毛泽东怀疑苏联是否利用国民党政权最后的苟延残喘，最大限度地从中国获取最后的利益。
中美双方进行政治摸底
上述所有，都不能不引起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某种警惕。恰在此时，毛泽东注意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并适时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前夕，1949年4月6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设法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会谈，并注意保密，不要走漏风声，以免引起国会反对派的反对。
4月21日，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国民党政府从南京南迁广州，司徒雷登按照美国国务院的指示留在南京，继续寻求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上的接触。不仅如此，司徒雷登还召集其他国家大使，提出留在南京不动的建议。美国阵营中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大使表示赞同，全部留在了南京。
美国政府认为：这是美国为同中国共产党进行高级别的政治接触准备了条件，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即将由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国新政权“事实上的承认”。
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得知司徒雷登滞留南京的消息，为了便于同其接触，中共中央特地把其学生，同时也是其私人秘书傅泾波同班同学的黄华，从天津外事处调派到南京外事处工作。5月10日，毛泽东特地致函黄华，就同司徒雷登谈话问题作了七条具体指示。
6月间，黄华和司徒雷登进行了数次政治性会谈。会谈中，黄华要求美国军队撤出中国领土青岛，希望美国断绝同国民党的关系，承认新中国政权，新中国需要并愿意和外国（包括美国）建立商业关系等……（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