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报 总第823期
2023-03-30 14:19 知音官网发布
影响了中国的三次调查研究之风
“调查研究”无疑是一个极具中国共产党特色的词语。在理论系统中，它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等根本原则存在着密切联系，这使它不仅作为一种工作方式，而且以更为重要的面目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中。用“解剖学”反冒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层面第一次明确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在1956年前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在1949年后首次关于调查研究的讲话也大都出自这个时间段。
自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到此时，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开始对社会发展寄予更高的期望，这种气氛也从群众延伸到领导层。
从1955年开始提出新的发展目标，到1956年初中央各部委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纷纷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四十条”中规定12年或8年完成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同时，中央对农业合作化、私营经济改造等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这样，在高层领导之间出现了后来被称为“冒进”与“反冒进”两种思路。而其争论焦点，就是能否完成较高的计划目标，以及如何评估当时农业合作化、工商改造等工作的速度。
于是，中央领导们纷纷走出北京。比如，时任中央工作部副部长的王观澜身穿一套旧棉衣棉裤到浙江临海等地农村调研。他为临海的农民算了一笔账，发现在农业合作化推进之后，人均粮食产量从452斤减少到428斤，副业和土特产品生产的收入也呈下降趋势。回京后，他给毛泽东写了报告。除了反映合作化问题，他还说：“看了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深感实际生活要比书本上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他建议：“我们党的许多负责同志，尤其是领导财经工作、领导城市工作的同志，最好也抽出一些时间，到农村去看看。”
毛泽东在批示中表示：“为农民算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央此后派出了水、肥、土、种、管等若干专题小组进行深入调查研究。
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也在1955年初回到故乡青浦进行调查研究。他的秘书周太和曾回忆，陈云下火车后直接到村庄里座谈，了解确实存在比较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其原因则是上年统购中购了“过头粮”，挖了口粮。由此，他向中央建议，粮食统购统销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力求消灭购“过头粮”等。
百分之九十与百分之十
陈云一直有重视调查研究的传统。毛泽东也说，陈云之所以对经济问题懂得特别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而陈云的一个著名观点是：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
调查研究为“反冒进”提供了有力支持。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在作政治报告时强调，为了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党的领导机关都应当大大加强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他指出，“在过去几年的党的工作中所曾犯过的右倾保守、急躁冒进和强迫命令的错误，都是由于没有认真地、正确地研究实际情况和集中群众经验的结果。”
而邓小平在“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则谈道：“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么，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
到9月25日，毛泽东在以“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为主题的报告中也提出，像党的总书记这样主要的领导人员，要亲自动手，了解一两个农村，争取一些时间去做。而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也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个个‘麻雀’，这就叫作‘解剖学’。”
薄一波后来评价说，“1956年初到1957年初的反冒进，是我们党依靠集体领导和集体智慧，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而载入党的史册的”。
1961，调查研究年
1960年夏，因庐山会议后“反右倾”、“共产风”抬头，农业大幅度减产。而“大跃进”运动造成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中央领导们急需一个改善的根本办法……（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