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报 总第827期
2023-04-21 10:51 知音官网发布
遵义会议前后的张闻天与王稼祥
张闻天和王稼祥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赴苏留学时。30年代初回国后，二人都曾在中共党内身居要职。二人进入中央苏区后，因在实际工作中同博古、李德产生分歧，逐渐受到排挤。这段“同命相怜”的经历，把张闻天和王稼祥紧紧联系在一起。同博古、李德的分歧
张闻天和王稼祥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均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30年代初学成回国后，张闻天于1933年进入中央根据地，其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王稼祥则从1931年4月起，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由于张闻天和王稼祥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影响，一度成为“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但二人先后进入中央苏区后，较早察觉到“左”倾路线的错误，并逐渐从中分化出来。
张闻天和博古之间大的分歧产生在“福建事变”前后。1933年11月，围攻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联合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分裂，并与红军达成抗日反蒋协定。这一举动迫使蒋介石从围剿苏区的前线部队抽调九个师入闽，讨伐十九路军。当十九路军要求红军配合行动时，博古等人却采取了孤立十九路军的策略。张闻天从实际变化的形势出发，批评博古等人的关门主义策略。
张闻天与博古的分歧发展为公开冲突是关于广昌战役失败的争论。1934年5月，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认为广昌战役同敌人拼消耗是不对的，照李德这样打法，打破五次“围剿”没有希望。博古却坚持认为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是经过正规训练的。二人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此后，由于张闻天和博古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认识差距越来越大，政治上也渐行渐远。
王稼祥与李德的分歧发生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会上，李德从战略思想到战术原则全面反对和根本否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主张让毛泽东“专任政府工作”，王稼祥明确表明反对态度。认为毛泽东同志仍然应该留在前线，继续指挥红军作战。尽管会后中央局又责成毛泽东回后方主持政府工作，王稼祥这次抗争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却反映出他同“左”倾路线抗争的坚决。
王稼祥后因在反“围剿”作战中与李德有军事策略冲突，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受伤后受到一定程度的排挤，长征前险些被留在老乡家养伤不能随军转移。
种种事实说明，张闻天和王稼祥在军事、革命战争长期性等重大问题上，都已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觉悟，这种觉悟从不自觉到自觉，由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并最后站到毛泽东那一边。
历史在这里转折
红军长征的最高决策者是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长征开始时，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随中央队行动。他们三人在行军中一有时间就相互交谈，讨论问题。因此，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以区别“最高三人团”。在交谈过程中，张闻天、王稼祥同毛泽东感情上更加接近，思想观点上逐步一致。
1934年12月11日，张闻天找到毛泽东，向他通报红军在突破四道封锁线后的严重伤亡情况。毛泽东认为，红军应改变原定计划，取消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次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央领导人紧急会议上，这一主张在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下得以通过。至此，在张闻天和王稼祥的协助下，毛泽东从长期半边缘化状态中解脱出来，开始迈向重新掌握军权的第一步……（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