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报 总第832期
2023-06-30 18:11 知音官网发布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切磋”
1949年1月6日至17日，在中苏关系史上颇具历史意义。在这期间，毛泽东和斯大林就如何结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的统治，频繁交换函电，沟通想法，商谈对策。这些函电，对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乃至新中国的内政外交，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共对外政策的苏联取向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中共开始把未来对内对外政策的取向问题提到了日程上。中共曾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它的建立和发展都得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直接援助，由此，外交政策上的苏联取向有一定的历史基础。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东西方战场上热战硝烟甫散，世界范围内又开始了一场别样性质的战争——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
1947年底，在谈到战后苏美英关系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总的趋势就是要与苏联大做生意。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毛泽东首次使用苏联日丹诺夫关于世界已经划分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提法，明确了未来中国要同全世界人民一道努力奋斗，打败帝国主义的计划。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的思想已然萌芽。
也是在1947年，濒于灭亡的国民党继续得到美国支持。在派驻国民政府的代表人物马歇尔、赫尔利、魏德迈等调停国共关系无果并相继离开中国后，1948年美国又派遣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率领舰队进驻其在青岛的海军基地，时刻准备驰援国民党军队。中共明显受到来自美国的威胁。
美苏在世界范围内的对立，直接反映到中国。苏联在远东特别是中国东北有重大利益，急于争取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中间地带的中国。抗日战争后中共在东北的根据地建设和发展得到苏联帮助，这一点毛泽东深有体会。无论是巩固和扩大中共东北地区的成果和根据地，还是即将面临的国家建设，苏联援助都是十分重要的。
在致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说：“在科瓦廖夫同志和其他苏联同志的帮助下，东北的交通已基本恢复。现在科瓦廖夫同志与中国同志一道制定了1949年全年恢复华北即长江以北3000多公里铁路线的计划。如果今年冬天前，这个计划实现，那么我们就将有（包括东北在内）1.8万公里的铁路投入运营。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急需恢复华北铁路交通的一系列材料，还要机车，机器，工具、燃料等物资。”
至于贸易，毛泽东通过联络员捷列宾告诉斯大林，中共掌权后“要同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进行贸易。至于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只卖给他们苏联不需要的东西”。
商谈如何在决战时刻打败国民党
如何对待国民党提出的“和平谈判”，是当时中共与苏联关系中的一个问题。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提出与中共和平谈判的五项条件。1月4日，毛泽东发表文章评论蒋介石这个文告，指出这是战犯蒋介石在求和，目的是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的侵略势力。1月6日至8日，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明确态度：“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1949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
但是，斯大林担心国民党方面借助美国捷足先登，掌握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动权。他向毛泽东建议，联合政府的成立不能晚于夏季。应一俟北平解放，就立即建立联合政府。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
对待国民党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回答国民政府1949年1月9日致英美法苏四国政府的照会。本来这是苏联政府的事，但是在这个照会里，国民党请这四个国家居间调停国共关系，因此，斯大林决定在与毛泽东充分沟通后再作回复。
在国共决战关头，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反对美国介入调停。苏联不打算参与调停，斯大林与毛泽东商定了对策：设法让国民党先亮出底牌，共产党后发制人，把“和平旗帜”抢过来。
在讨论如何对待同国民党的谈判问题时，斯大林显示出丰富的经验。斯大林首先向毛泽东指出，南京政府的和平建议，是它和美国玩的“一整套和平花招”，是“欺骗政策的表现”。南京方面并非真正想与中共和谈，因为和谈将会“导致国民党领导人政治上的死亡和国民党军队的全军覆灭”。斯大林说，国民党和美国知道，共产党不会与国民党和谈，因为共产党不可能放弃消灭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基本政策……（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