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报 总第846期
2023-09-28 16:45 知音官网发布
毛泽东应对“大事变”的谋略与智慧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之时，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夜，一场关乎国家、民族、人民命运的“大事变”即将出现。毛泽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周密做好了迎接各种困难和挑战的准备。时刻准备应付“大事变”
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之时，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很多人还没有察觉时，就预见到“大事变”的来临，并作好战略判断和谋划。
1944年5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作工作报告时说：“我们党要准备应付将来的大事变。”这次会议于1944年6月5日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到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
毛泽东深刻意识到“大事变”将带来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他认为，只有全党提前做好准备，才能占据时局主动，争取革命胜利。
在“七大”开幕式上，毛泽东作《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更加明确表达了应对“大事变”的思想。他指出，这次大会的重要意义“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
他解释道，光明的命运即战后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黑暗的命运即战后仍为国民党一党专制，继续维持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面对这样的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中国共产党的选择是“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毛泽东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认为：“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可能性，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大事变”，适时提出了明确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毛泽东一再强调：“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可见，毛泽东在“七大”筹备和召开的过程中，始终着眼于即将到来的变局，把应对“大事变”作为会议的基本方针。
争取光明前途的途径和办法
要争取中国抗战胜利后光明的前途和命运，就要提出解决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中国问题的方案。毛泽东早在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主张，并将其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
1945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他在提交“七大”的书面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强调指出，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也不可能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又作了新的全面阐释，形成了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基本方略。
针对当时中国最现实的问题，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阶段的一系列具体纲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毛泽东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步，经过各党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步，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