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前的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同时，邓小平实际上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近半个世纪过去，改革开放给中国人带来的改变早已远远超出当时的人所能料想的。
 
改革的三重意义
       有几重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第一重，是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所有制结构从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资源配置从政府指令转向市场信息。
       这是经济权利意义上的改革。
       比如改革前，农民不可以自己承包土地，生产资料归于集体，分配的大头也归国家和集体，分配完农民个人所剩不多，但改革后，农民可以承包土地，自己可以获得生产收益，拥有的土地承包权也可以流转。
       再如，改革前，私人不能随便办企业，雇佣劳力也仅限于个位数，改革后，企业雇主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普通人可以从事贸易活动，市场也可以存在了，国企需要自负盈亏，可以破产，再往后，连金融活动也可以有。
       这意味着，一部分产权从国家那里让渡出来，个体可以在经济生活中拥有追求和建立个人美好生活的权利和自由了。
       第二重，是改革开放了几十年后，尽管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已经深度嵌入全球化的生产和分配体系之中，和世界其他国家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全球化这一目前世界运行的基本逻辑，也极大程度地影响和塑造着中国的经济行为。
       按照学者施展的说法，中国处在全球经贸双循环结构的连接点。这两个循环是，中国的制造业与西方的创新产业、高端服务业之间的经贸循环，以及中国的制造业与不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之间的经贸循环，它们相互嵌套，中国处在中间节点的位置。正是这个位置，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
       中国过去被称为“世界工厂”，这个地位今天依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的生产所供给的，是全世界的需求，而不只是中国人的需求，中国所参与的财富分配，也是全球规模的，而不只是本国内的，所以“脱钩”是中国不愿接受也不能接受的，离开全球经济体系，中国的经济规模和生产活动将大幅度萎缩，这是我们难以承受的。
       第三重，是文明层次上的，观念的改变。改革开放将中国推向了全球协作，在协作中，规则和法治是共通的语言。我们选择公平互惠互利，坚守人道底线，拒绝暴力强迫，我们接受现代文明的进步价值，作为价值共识。
       这个时代，价值观念的激烈冲突不断暴露，全球化所面临的逆流压力，中美“脱钩”的潜在风险，局部地区战争的接连爆发，无不说明，世界观的深刻分歧根深蒂固。
       几代中国人亲眼见证了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如何被改革开放所改变。此刻，我们在全球图谱中身处什么位置，接下来要去哪里，又要如何到达，这些问题，都变得愈发迫切。
 
生存倒逼改革
       改革是从“最薄弱的环节”——农村开始的。因为农村最穷，日子最苦，阻力最小。
       “文革”10年，整体上说，我国生产力水平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拉大了。按照1979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生活所作出的估计，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全年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
       学者厉以宁说，农村跟城市不同，无论经济怎么困难，票据能够给城市一些优惠，但农民是没有粮票的，一旦粮食短缺，只有挨饿。在20世纪60年代的困难时期，一些地方的农民也曾自发地搞过承包制，但经济状况稍好之后，承包制又被取消了，当时凡是坚持搞承包制的，都受到了程度不等的惩罚。
       所以，当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在1978年11月的那个寒夜在承包合同上按下红手印时，可以想见他们承受着怎样巨大的压力和风险，以至于要在合同上写下“如果谁将来被抓了，其他各家有义务把他们的孩子抚养成人”。
       农村改革的迫切性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承认和支持，在1978年12月10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就直言，建国快30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
       从小心翼翼地包工到组，再包产到组，最后包产到户，最终农民被给予了充分的自主权，农村的改革，真正地从根本上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本来是地方上的探索，尽管遇到很大的阻力，但人心所向，包产到户最终成为一股无法逆转的浪潮，蔓延全国。
       1982年，中共中央发出了第一个“农字头”1号文件，肯定了家庭承包经营土地的体制。此后5年，中央1号文件都聚焦于农业问题……（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