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报 总第875期
2024-05-08 16:29 知音官网发布
双星交辉：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初次相识
作为20世纪中国的重要标志性人物，毛泽东、周恩来以如椽之笔改写了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他们之间的“天作之合”不仅产生了巨大的政治震撼力，而且也具有令人神往的美学境界。第一次见面可能要比1925年早
据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资料显示，毛泽东与周恩来相识于1925年。这时，正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改变近代中国历史命运的北伐战争即将到来。
在当年的黄埔军校、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东这块中国革命的热土之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相识相知，从此诞生了两位伟人之间横亘半个世纪多的合作与友谊。
1923年，毛泽东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4年秋，周恩来结束留法勤工俭学生涯回国，在国共合作期间，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等职，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两次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创建了行之有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
据《半个世纪的革命情谊》一文记载：“1925年8月20日，刚从苏联回国的李富春和蔡畅乘坐轮船抵达广州……在中共广东区委，李富春见到了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就共事过的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的到来，使他们非常高兴。周恩来比李富春早一年回国，到广州后即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不久，又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也就是说，1924年秋，周恩来一回国“即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与在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时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当然存在合作交流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在当时范围并不大的广州革命政治圈层中，不论是在组织还是在业务方面，同为我党高级干部特别还同为“宣传工作主要负责人”的毛泽东与周恩来，岂能不共同参加一些党的重要会议、活动呢？
在此，我们认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有很大可能性要比1925年早，或于1924年秋，周恩来到广州即担任宣传部长之时，两人就已经认识了。
由于两人都兼任宣传部长工作、深谙宣传文化对革命工作的重大意义，两人此前也均有办报刊的经历，且周恩来负责的军事政治部工作中应有相当部分与宣传有关，因此，甚至不能排除两人于1924年时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交流，在革命和宣传和其他感兴趣的话题上产生了交流的火花。
思想认识惊人的一致
据《周恩来和毛泽东最后一次对着摄影镜头握手道别》：“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他们（毛泽东、周恩来）便发现两人的思想认识竟然惊人的一致。
这次会议之前，他们都曾向陈独秀建议，在大会上公开提出‘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但当时中共中央没有采纳他们这个建议，致使蒋介石等右派分子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因为两人对时局认识高度一致，相互对话便觉得默契与投机。这一时期，毛泽东和周恩来过从甚密。”
毛泽东除了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还兼任《政治周报》主编。在他主编的《政治周报》第三期上，登了《东征纪略》，记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及在追悼攻克惠州牺牲将士大会上的演说。
当时，周恩来派人接管的汕头《平报》改名为《岭东民国日报》，周恩来为该报副刊《革命》题写了刊头，并在这个副刊上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文章《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当时蒋介石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第二，退出的要交名单。毛泽东和周恩来来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中，同大家讨论对策……（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