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报 总第877期
2024-05-09 10:33 知音官网发布
“外交核爆炸”：解密档案见证的中法建交
1964年1月27日，法国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仅45个字的《中法建交联合公报》，被国际舆论称为“外交核爆炸”。富尔如愿“送上门来”
1963年10月21日，深圳罗湖口岸骄阳似火。时任中国外交部法国科科长张锡昌，受命从秋高气爽的北京赶来，在此迎接贵宾——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
得知富尔要来中国，张锡昌的第一反应是“富尔送上门来了”。1962年7月，阿尔及利亚独立，中法间的一个主要障碍扫清了（注：阿尔及利亚曾是法国殖民地，中国支持阿民族解放阵线的独立斗争）。中国外交部屡次建议邀请富尔等法国政界人物访华，但一直未通过，周恩来批示：“此事须看对方有无要求或暗示，不要强求。”没想到，富尔这么快就不请自来了。
作为多年追随戴高乐的密友，富尔这次来，颇有“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意味。他先是在8月20日向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提出访华请求。并表示，此行系私人性质，不负有任何官方责任。9月12日，他又专程到日内瓦，请李清泉夫妇共进晚餐。席间，富尔神神秘秘地说，他从瑞士返回法国后，见到了戴高乐将军，将军要求他访华时同中国领导人会谈，并转交亲笔信。
“明里私人、暗中官方”，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这是张锡昌迎宾时最想搞明白的问题。因为访华身份决定着外交接待的方针和规格。现在，富尔表明自己是戴高乐的密使，接待规格自然也悄然提升。
在从深圳开往广州的火车上，临时加挂了一节专列，偌大的车厢里只坐了六个人。当晚，还由广州市市长曾生出面设宴。次日，富尔偕夫人飞抵北京，下榻的不是北京饭店，而是钓鱼台国宾馆。中国外交协会会长张奚若举行欢迎宴会，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元帅特地从外地赶来出席。
10月23日，张奚若宴请富尔的消息登上《人民日报》，这则看似平平无奇的短讯，却让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感到非常不安。
首都师范大学中法关系研究专家姚百慧，收集整理了各方的相关解密档案。他发现，10月23日当天，中情局就提交了一份特别评估报告，其中明确指出，富尔的“私人”访问，是应戴高乐要求。
戴高乐定调“无求于人”
富尔到北京的第二天，就见到了周恩来总理。一见面，富尔就问周总理是否到过巴黎。其实他很清楚，周总理早年曾在巴黎留学。当周总理回答：“是的，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富尔接着说：“现在是再去巴黎的时候了。”
意味深长的开场白后，富尔向周总理面呈了戴高乐的信。这封亲笔信，尘封45年，到2008年才出现在中国外交部的第三批解密档案中。
由于两国尚未建交，戴高乐不便直接给中国政府或领导人写信。形式上，信是写给富尔的，实际上却是给中国领导人看的：“我愿再次向您强调，我重视您下次访华期间同中国领导人的接触。我在彼此最近几次交谈中，清楚地告诉您，我们同这个伟大国家之间的各方面关系为什么及如何的至关重要。请您放心，我完全信任您将要表达的一切和将会听到的一切。”
信里只字未提委派富尔为特使或授权富尔谈判建交，但最后一句显示出，富尔是代表他来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
周总理迅速抓住了“各方面关系”这个词。他问，是否应该将之理解为包括两国的政治关系？富尔答，法语的严谨性表达在此问题上是毫无疑义的。
由此，谈话迅速从“外交辞令”进入正题，中法建交的齿轮开始转动。
戴高乐为什么偏在此时把“富尔送上门”呢？首都师范大学中法关系研究专家姚百慧分析指出，“他（戴高乐）承认中国的真正动机，绝不仅仅是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中苏关系恶化、法美矛盾加深，都让当时的中法两国超越“冷战”阵营去找新朋友。
戴高乐回忆录显示，他履任之初，便将与中国建交列为其四大外交目标之一。具体到1963年，法美间因英国加入欧共体、核问题等几乎水火不容，中苏分歧又成了新的推手。
赫鲁晓夫猛烈攻击中国后，戴高乐对心腹佩雷菲特说：“我们不必卷入中苏之争。我们应当出现在世界各个地方，出现在莫斯科，出现在北京。我们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借口是美国不喜欢这个政权。这是不正常的。”
当年8月，越战升级，进一步让戴高乐坚信，打开对华关系势在必行：“在亚洲，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任何协定、任何条约都将是无效的。”
“掌握主动、改变世界平衡、让美国人尴尬”，这些都是戴高乐急于和中国建交的原因，但出于“高卢雄鸡”的自尊，这种急切不能露出一丁点痕迹。
法国档案显示，戴高乐曾就中法建交定调：“严格说来，我们无求于人。”这句话成了富尔谈判的基调——“说白了，就是法国想建交，又不愿承担同台湾‘断交’的义务。”姚百慧说。
与台湾断绝关系、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是新中国接受外国承认和建交的基本原则，没有这个前提，谈判无从谈起……（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