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报 总第883期
2024-07-25 10:00 知音官网发布
毛泽东处理中美关系的战略智慧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华采取政治遏制、经济封锁、外交孤立和军事威胁的敌视政策，双边关系陷入冷战对峙状态。为打破中美关系僵局，毛泽东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在对美斗争中大开大合，把战略判断与战术决断统一起来，逐步打开了中美交往大门……主动权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毛泽东对美斗争的战略思想，立足于清醒认识中美力量对比及其消长，并由此确立起对美斗争的战略自信。
1954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说：“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
鉴于中美力量的现实差距，“我们对美国的看法，可以说是可怕，但又不可怕。美国手里有几颗原子弹，如果说不怕他，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搞和平运动呢？但其实又不可怕。”这种所谓的“可怕”是立足于现实力量对比之上，“不怕”是建立在力量此消彼长和人心向背的基础上。毛泽东认为这对强弱矛盾将来是可以转化的。
1956年7月，毛泽东在会见拉美客人谈及美国时表示：“一切会有变化。力量大的要让位于力量小的，力量小的要变成力量大的”，“我这一辈子就经历了这种变化”。他很有预见性地指出：“杜勒斯怕我们的政治，不怕我们的军事”。美国“是怕我们的将来，不怕我们的现在，这就是所谓的潜在力量”，“就是力量还在那里睡觉，不晓得哪一天醒了”。
由此，毛泽东提出，对美斗争首先要在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和战术思想。”
基于这样的战略自信，毛泽东在1958年9月函复周恩来就中美会谈和台湾海峡军事斗争等问题时明确提出：我们对美斗争应采取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新方针新策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需形态”。毛泽东认为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
毛泽东要求外交部给参加中美会谈的中方首席代表王炳南的指示，“应当简明扼要，界限分明，坚决有力”，避免“繁琐而不扼要，界限不明，软弱无力”。针对当时美国与中国台湾相互勾结的情况，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
在僵局中把握化解的时机
毛泽东善于在中美关系僵局中把握化解的时机，在美国围堵的裂隙中寻求突破的机遇。
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期间，美方代表试图通过英国驻华代办办理美国83名在华被押人员问题。根据美方透出的新动向，毛泽东在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
如何做文章，毛泽东提出就是要孤立与分化“反华”势力，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在谈判中该让的就必须让，该坚持的就必须坚持。
1955年7月，美国政府通过英方向中方提出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会谈的建议获中方同意。毛泽东对中美会谈极为重视，成立了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确立了谈判方针：“既要有坚定的立场，也要有协商的和解的态度。”
毛泽东告诫王炳南在谈判中要采取说理的方法：“你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比如说，你们美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中国也不小，你们何必为了仅仅不到1000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6亿中国人民为敌呢”，“在会谈中要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 使用像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人的民族感情。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
在此后两年多时间里，双方共举行数十次会谈，虽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但在中美尖锐对立并相互隔绝的年代里，双方建立了相对固定的对话和接触渠道……（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