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国际战略和策略思想的形成与新中国外交实践紧密相连。面对西方重围与大国围困的外交困难局面，毛泽东指出：退让没有出路，必须以斗争求和平，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他认为全球治理有“两套逻辑”，应该探索出一条“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的援外模式。
 
面对大国压力，退让没有出路，要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外交进入“雪压冬云白絮飞”的困难时期，但同时也是中国历史进入将要发生重要转折的前期。
       在美国打压中国的同时，中国北方盟友的表现更让人忧虑。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9月，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并亲切地称之为“G2”的琼阁梦幻。12月，毛泽东作诗讽刺正沉醉于“G2”共治的赫鲁晓夫：“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
       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对正处经济困难中的中国来说是雪上加霜。1959年11月3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彭真等讨论赫鲁晓夫问题，彭真说，赫鲁晓夫迷恋于西方首脑会议，西方就以此像钓鱼一样钓着他。毛泽东接着说：“有一天，西方一翻脸，他就处于被动。”赫鲁晓夫的变节将中国置于南北两线作战困境，对此，毛泽东坚定地表示：“现在，硬着头皮顶着是对两方面的：一方面对赫鲁晓夫，一方面对艾森豪威尔。”
       1962年的中国形势真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中国国内刚刚经历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蒋介石在东南准备反攻大陆。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并于1961年利用中国经济困难，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
       印度借机在中印边境燃起战火。10月，印度军队又从西南方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中印边境的稳定事关中国大西南的稳定，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但毛泽东总体上还是认为印度与美国不同，印度是朋友，不能真打。1962年10月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高调开启，一个月后却又轻轻落下：一仗下来，只是将印度的屁股打响了些，但没有让它伤筋动骨。在战争规模上，毛泽东巧妙利用了古巴导弹危机，将它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不让第三国卷入。10月20日，美国封锁古巴海域，苏美剑拔弩张。当天中国全线反击。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解除了动员令。当天，中国也对印度全面停火。一月后，中国又将印度俘虏交还给他们。
       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硬是将美国逼到“三八线”以南，而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则没有将印度硬逼出双方争议地区。对前者，毛泽东意在打出国格和平等，对后者，毛泽东意在西南方向打出持久和平，至于中印两国间的领土纠纷，毛泽东则有意留待将来从长计议。
 
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两霸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
       毛泽东明白，国际关系中“朋友”的含义，就是打不败的对手。只有成为打不败的对手，才能成为美国人的朋友。
       1956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我们有两手，我们公开对美国说，反对美国阻挠我们进入联合国，实际上我们对进入联合国没有多大兴趣。再过六年，等我们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我们进入联合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更好。我们的目的是先打扫自己的房子，再请客。”
       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智利朋友时谈到中美关系，他说：“我们把美国的走狗蒋介石赶走了，把美国的势力也赶走了，所以美国对我们不那么高兴。但是，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十五年。”说来也神奇，从1964年毛泽东说这些话，到中美于1979年1月1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间相隔正好15年。
       历史上凡和两个大国同时作对的国家是必败无疑的。拿破仑在欧洲打得挺顺，1812年又打了俄国，1815年败了。朝鲜战争美国败在与中苏两国作对，而且劳师征远，结果输得没一点面子。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最困难的时候，美国、苏联和中国对立，苏联更是大兵压境，三个国家都处于两线作战的困境。毛泽东明白，国家外交永远不能和两个大国同时作对，但操作起来却需要高超的能力。毛泽东通过珍宝岛小小的一战，轻轻翻牌，就把美国翻到中国这边了。不打不相识，美国人佩服毛泽东，尼克松来中国，在飞机上说来与毛泽东谈哲学……（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